华夏智慧库||中国智库发展现状与促进建议

【政府应创造一个开放的、宽松的、包容的学术氛围，让智库产生科学而独立的成果；应充分尊重智库所有研究人员的所有观点，让不同于主流观点和理论的学术思想和声音有存在空间】

周宏春

智库的内涵及其发展意义

1.智库的内涵与类型。智库，以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为导向，服务于决策，而不承担行政职能并发布行政命

二、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架构中功能性存在的智库

一般人很容易把智库和中国历史上早期的“谋士” “门客”甚至是后来的“言官” “师爷”等联系起来。古代“门客”和现代社会智库尽管形式相似，其实质相去甚远。古代“门客”的存在，很多是以才智满足当权者政治或权术斗争的需要。其人数之多，说明其还没有清晰的人才定位和应有的人才选拔机制。“门客”等说到底还只是那个时代的私人性帮闲，远不是制度化存在。

从现代社会治理来说，“智库”其实是一个表现为“土样子”的“洋玩意”。现代社会中，智库是国家治理架构中重要的正式的功能性组织，这是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现代性特征紧密相关的。现代化是一个政体所应对的人类事务的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进程。现代社会中，经济、技术、文化、社会心理各层面交互作用，衍生出无限多样繁复的制度体系、商业联系和互动方式，其在极大地丰富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同时，背后也蕴藏着巨大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已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行动解决所有的问题。可以说，现代性是当代社会智库的基本逻辑前提，智库内生于现代社会之中，没有这一基本认知和判断，智库的存在就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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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社会

现代社会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基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等形成繁复的社会结构体系，每个人依不同的划分标准嵌套于不同等级之中。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些等级体系高度分化、交叉，又紧密联系相互作用。比如，某人在事件“甲”上持A立场，而对类似情形的事件“乙”可能会从自己的另一利益考量出发持态度B，A和B常常是冲突和矛盾的。这种分化和多元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不同的划分标准和利益切割下，所涉及的对象群体通常是不同的。其实，这种分化和多元恰恰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稳定性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急剧变迁和快速发展时期，整个社会出现了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从“凝固社会”到“流动社会”、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会”、从“匀质社会”到“多元社会”等的转变，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地位结构、组织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分化十分明显，这是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由于制度安排与政策调整给各类社会群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不同利益群体因对利益预期的怀疑，产生结构性紧张和弥漫性不满，对特定人群“X二代”身份符号的厌恶和疏离，对新建工程项目公共设施出现的环保“邻避事件”等，再加上微博微信等现代沟通手段对民间社会日益增强的动员作用，事实上，社会上已出现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冲突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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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全球性社会

长期以来，囿于地理空间和交通通讯技术限制，人类的大多数贸易行为基本上在本地从事（从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之伟大和不寻常）。大约150年前人类社会开始了全球化进程，这一进程尽管时有波折，但不断深化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全球化解放了市场的力量，加剧了不平等和不安全，给民族国家和民族经济带来从未有过的挑战。这种市场力量如此巨大，已超过很多后发国家的掌控能力，给一些国家的发展带来难以克服的“陷阱”和麻烦。

今天资本、技术、市场、人员的全球性配置和流动，生产和消费跨出国界成为世界性一部分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存在，人们不再可能回到过去各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中去。这是一个“我们无论如何都只能共同分享的世界，一个没有‘外部’、没有‘出口’、没有‘他者’的世界”，我们无论以多么聪明和多么尖锐的方式批评“他者”，都无可选择地要与这些‘他者’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气候变化、生态风险、金融危机、重大传染病、信息安全等风险都以一种压倒性方式存在着，这些风险因素突破了国家、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和体制的自足性，其所具有全球性、整体性和“平等性”表明无人可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为应对多样化现实挑战，开启全球政治议程形成新制度架构势在必行，2015年12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经有关国家议会通过已正式生效，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通力合作的很好例证。

现实生活中，基于市场力量内生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其速度远超基于国际协调和人为建构的政治全球化的速度，带来了全球经济协调、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等一系列国际治理体系问题，如何及时形成协调、稳定、共赢的机制，需要国际政治议程与各国国内政治议程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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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

风险与人类社会一直相伴，但现代社会风险与传统社会有本质不同。现代风险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感知性，比如放射性物质、水、大气和土壤污染、生活中五花八门的各类食品添加剂等。现代社会中知识体系复杂化、弱化甚至是消解了个体利用常人知识进行最基本判断的能力，现代风险背后隐藏的可能伤害往往是系统的、不可见和不可逆的。传统社会条件下经验性的防范与应对不再有效，而知识生产体系背后的利益结构和价值判断，影响了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也增强了人们的质疑和日常生活中不安全感。

特别地，现代风险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和建构性特征，风险既非纯粹的事实主张，也非完全的价值主张，准确地说，是由实然性存在和社会性感知共同建构起来的。风险不仅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而且在赋予意义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还会因对潜在危害、危险和技术敏感而被生产出来。福岛核泄漏后，日本国内在“核”的存废问题上长时间争执不下；“转基因”问题在中国社会还是一时难以平息的公众话题。现代风险还突出地表现出为自反性和脆弱性，本来是人类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变成了需要面对的新的风险来源。科技发展和经济系统高度复杂化（如现代金融交易系统）内生地存在着脆弱性，无形中加大了“蝴蝶效应”发生的概率。

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决策所面对的利益多元性、问题复杂性，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传统社会中经验式、简单化、线性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需要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必然要求。智库作为专业化决策咨询服务提供者，必然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发挥独特作用。

三、工具性与功能性：当代中国智库发展方位选择

从现代化过程来看，中国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超大型社会。从西方早发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其有着相对清晰的沿自然历史过程演进的历时态特征。今天在中国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共时态特征，生产手段、制度形态和文化观念新旧杂陈、多元并存，有“现代的”“前现代的”，也有“后现代的”，可以说社会发展演进中的1.0版、2.0版、3.0版并存。而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东方文化、集体主义观念、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让很多西方文化背景的人一时无法看懂，带来很多认知上的错位和混乱。中国的快速崛起带来战略考量、发展空间、核心利益、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乃至文化主导权上的复杂竞争和博弈。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三大张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体现了中国政治发展能够及时适应情势的需要不断创造政治有效性的巨大优越性，显示出我国强大的制度优势、蓬勃的创造和发明0能力的发展前景。

在今天现代化快速推进和作为大国强势崛起过程中，中国政府面临着复杂且巨量的决策需求，这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时转化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以完善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来保证强大国家治理能力的实现。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具有整合性、相对稳定性和高效运转的复杂系统，只有依托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才可能满足当前中国发展决策所提出的各种重大需求，才有可能对现实重大问题和挑战做出更具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回应。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优化和创新国家治理的主体格局、体制机制和流程环节，提升治国理政能力，把我国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内含的巨大能量和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以解决改革中不断面临的问题和难题，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优化主体格局、体制机制、流程环节和治理能力。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当代中国智库作为现代国家政府决策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既是社会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主体类型，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制度建设，同时在实际执行层面也具有操作性流程特征。中国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需要履行和实现的是其自身不可或缺的功能性特征。

从现实情况看，要保证这些决策及时做出且达到应有的质量要求，政府组织在能力、精力、信息和知识方面的有限性问题十分突出。中国智库建设首要而紧迫的任务，来源于现实中国发展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复杂性，来自于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各种内外部挑战的决策需要。因此，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中国智库有着更为鲜明的“工具性”特点，这是自然的也是必须的。

从中国智库发展定位做“工具性”和“功能性”区分，可以看出，“工具性”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出发点，但“功能性”才是中国智库发展的真正落脚点。这里，“工具性”和“功能性”具有中国文化中“体”“用”关系范畴特征。“工具性”是“功能性”的实现形式，无“工具性”即无“功能性”可言；“功能性”存在于“工具性”之中，但仅有“工具性”而没有“功能性”认知，其智库的“工具性”便没有了依归，自然也谈不上更好地发挥智库作用。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是通过国家、市场和社会相互赋权来实现的，从原有的国家“全能主义”走向政府、市场、社会共治，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制度化的过程，这也是“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邓小平语）的过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由新旧体制并存向新体制逐步代替旧体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通过渐进性累积实现整体根本性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方面是推进多元主体的能力培育，逐步实现共同参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路径，决定了中国智库的发展路径。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智库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从以“工具性”为主到以“功能性”为主的演进过程，中国智库从日益强大的“工具性”走向不断夯实的“功能性”，是其发展必然过程和必由之路，以不断做强的“工具性”来逐步做实“功能性”，以“功能性”为引导来保证“工具性”任务的实现，是中国智库发展方位的现实选择。

区分中国智库发展的“工具性”和“功能性”，其意义还在于，使人们切实认识到，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制度化的存在物，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它促使政府部门作为智库产品的需求方，把智库产品作为决策的必需品，尽快改变现有决策方式下可能产生的简单、粗疏、随性问题；从智库本身来说，能够更清晰地把握智库到底“主要该干什么” “不该干或少干什么” “怎么才能干好该干的事”等关系到中国智库发展的基本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可能找到建设适应“功能性”发展需要的智库，该有什么样的政策、环境和条件。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智库主要功能及发展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对智库建设多次提出要求、作出指示。2015年1月，中央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总体要求。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的政府决策制度化开放过程，是一个面向决策的社会智力资源集合和动员过程。目前看，中国智库发展至少应体现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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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智力资源的聚合功能

中国现代化过程所呈现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都表明今天国家决策体系必须尽可能地把社会中各方优质资源汇集整合起来，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现代化过程不允许犯重大的战略性、方向性、颠覆性错误，也要尽可能少犯一般性操作性错误。现代决策涉及知识日趋专业化，其背后利益关系高度复杂化，各种方案体现着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多重理性和价值追求。一个决策如果没有清晰的问题建构和群体利益损益分析，仅凭简单经验而做出难免会出偏差、犯错误。智库机制化地把决策参与者范围扩大了，智库可以是“小机构、大平台”，它可以通过有关业内专家座谈会等各种途径，获得对决策问题更为清晰的事件关系和利益结构图式，提出多种备选方案，并预判每种方案可能带来的政策效果。在这里，它使过去没有可能或很少有可能参与政府决策的一些人，通过一种机制化渠道参与到决策中来；从一定岗位退下来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同志，甚至有可能是外国智库机构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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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体制内外的桥梁功能

观察我国现实决策不难发现，尽管同处体制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对一些政策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有时甚至差别很大，总的说来，是各有优长也各有不足。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上下交流挂职或任职”。实际上，处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类人，对政策问题建构和情势分析上的差别，肯定比同处体制内的中央与地方间差异更大。美国等西方国家是通过选举制下的政党轮换形成的“旋转门”机制来实现的，顺畅有序的流动和异质身份对接，是扩大决策选项、提高决策质量的重要制度性保障。目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还没有通过角色换位，来实现对政策问题更为全面建构的机制。智库以服务于政府决策为目的，不同于一般性大学和技术型科研院所，智库更了解政府决策过程，同时智库通过专家系统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可以成为政府决策领域特有的连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桥梁。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制度化的政府与智库间人员流动机制，将来智库连接体制内外的功能还要通过改革逐步解决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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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其他各类社会群体的延伸性管道功能

现代公共政策和政府决策中，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对于一项政策各方都有自己的解读。智库可以从更专业的角度，通过研讨等形式对国家重大政策进行宣介，以澄清公众误解误读，引导社会预期。当然，也可能有辩论和批评，以其有理有据在客观上也形成对政府的另一种监督。在今天中国政治实践中，也出现了智库为边缘利益群体代言这一积极现象。目前中国社会中边缘利益群体总体上缺乏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智库可以通过调研报告向政府部门报送，或通过公开向社会表达意见引起关注，进而推动政府重视和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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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竞争性市场功能

现代社会中国家应该提供政策利益相关者平衡相互关系的社会空间，其功能在于不同利益方都能够有效地进入这一空间表达自己的诉求。智库对政策制定过程、政策质量、透明度以及政治文化培育非常有好处。在这里，不同的政策思想、政策主张、政策方案都可以摆出来，供讨论、对比和甄选。这一机制的社会功能在于，防范或消除政策观点垄断，政策观点垄断是比经济和资源垄断更具危害性的垄断形式，它不仅可以扭曲资源配置，为垄断者带来超额垄断租金，更重要的是它甚至有可能导致国家自主性丧失。当然，这一功能是通过智库体系中的单个智库来实现，但这一“竞优”系统中，智库个体以自己的思想产品在市场胜出，可以获得对决策更大的影响力。这也形成了智库间公开竞争和激励淘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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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同类机构对应性平台功能

全球性社会下人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共通的，风险类型的多样性、难以预见性和可能危害影响面之广，使得各国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当今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国际和国内政策很难分开，本国政策往往对他国有着强大的“外溢”效应；同时也受其他国家的“外溢”效应影响，从而需要高层次专业化的政策协调。特别是，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和调整下，各国间智库机构间的战略对话已经成为增进互信，消除误解误判的重要国际沟通交流平台。作为国际体系中重要当事方，近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等全球广泛关注具有更强建构性、引领性的政策主张，中国需要大量的与大国（如美国、日本等）和重要的国家集团（如欧盟、东盟、海湾国家、非盟等）等沟通协调任务。中国智库需要与国外智库建立机制化或非机制化联系渠道，利用紧密联结政府、联系决策的优势，发挥正式联系之外“第二轨道”作用，为政府间“第一轨道”提供特殊的沟通和咨询服务。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智库网络，中国智库可以创设中国议题、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这也是当代中国智库的一项重要职能。

中国智库未来发展应警惕出现以下问题：

一是智库专家技术理性与政府部门现实理性长期无法协调。政府部门认为智库所提政策议题、主张、方案过于理想化，或离现实太远，缺乏操作性；智库认为政府颟顸，缺乏对外部智力资源的应有吸纳和尊重。

二是智库发展受限。由于智库发展定位、个人成长空间、社会认同度和缺乏有竞争力的收入保障等，智库难以吸引和容留一流人才，智库无法很好地发挥其应有工具性和功能性作用，造成实际上自我矮化和退化。

三是功能性作用发挥扭曲。个别智库由于中立性不够、自律不严或迫于生存，成为社会中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附庸。

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家首批确定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要求下，明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定位和功能上的基本要求，有利于把握智库发展大方向，增强做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自觉性。特别是在我国智库建设起步发展时期，可以注意及时克服可能影响未来发展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真正做到蹄疾步稳、健康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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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借鉴发达国家智库建设经验

同时注意国情和政治制度差异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和特定政治制度下治理体系不同，其智库发展路径不尽相同。美国是当今世界智库数量最多、类型最完整、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智库在其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其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比如说，智库的独立性问题，美国智库大多依托于基金会、财团等各类组织，依存于三权分立和两党竞选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是美国智库所标榜的，不接受政府拨款，但接受政府对具体研究项目的经费资助。美国智库的发展模式更多地体现了西方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传统，体现了其政治架构设计中的竞争性特征。“所谓智库必须独立于政府和私人利益之外以保证其思想自由的观念，是一种典型的英美思维模式的偏见，与世界上其他许多文化不符”。其实在美国，那些声称自己独立的智库很多有深厚的党派背景。中国智库主要产生和派生于现行政府体系之内，自然不具有美国智库所标榜的独立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就是服务于执政党所确立的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发展战略目标。中国智库发展模式则更多地体现了东方文化和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中协作性特点。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智库基于共同愿景的协商式参与，是参与政府决策的基本遵循。

但是，为保证多样化视角和思想品质量，在实际工作中是否需要智库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呢？并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这种相对独立性呢？还有，中国智库主要脱胎于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目前很多智库机构同时具有体制内单位身份，其管理基本上依现有一般体制内事业单位方式来管理，没有体现出智库作为服务于决策的思想品生产机构的特点。那么，在中国现有行政架构内，智库究竟是什么样性质的单位或组织呢？目前智库本身特点和功能性要求与现有的一般行政事业单位管理模式“错位”问题已经显现出来了。按现有管理模式，智库研究人员在参加国际交流、研究报酬获得、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都出现了一些实际困难。目前中国还没有智库社会筹资、捐赠等方面的相应制度安排。应该看到，作为思想品生产组织，人是智库中最核心的资产和财富，而对智力产品生产过程的管理、最终成果的评价和生产者的激励，是任何制度体系下智库都要面对的共通性问题。智库的运营、管理、考评、激励等方面也有其一般性要求，在这些方面我们确实应当认真向国外智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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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智库各职能间主辅关系

推动实现各职能间的有机衔接配合，坚持以高质量思想品取胜

智库存在的价值在于服务政府决策。专业化的政策问题情境分析、对策分析、方案设计甚至必要的政策效果综合评价是智库职责所在。围绕这一过程的研究和高质量智力产品生产是智库的立世之本和生命线，是智库区别于其他一般社会组织的特质所在。

思想产品质量是智库的生命线和竞争力来源，在重大问题就重要成果积极宣介也是职责所在。我们不主张搞神秘主义式的“葫芦型”智库。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宣介只能是智库研究工作的派生和延伸职能，没有实实在在高质量的思想品支撑，智库的宣介就会过度媒体化，变成空洞的缺乏思想品含量“喇叭型”智库。“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智库在决策过程中一般是低调的行动者，智库学者从事重要且通常为实用的研究，提出为决策者所接受的观点，但是这些学者绝少公开或高调地与其他人以及政治过程中其他有影响的行为者就这些观点进行辩论”。当前，中国智库发展不仅要鼓励研究“短时段”问题，注意跟踪关注短期内重大“新闻事件”，更要关注“中时段”和“长时段”问题，特别是对未来我国发展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预判。过于看重短期舆论效应，甚至有意搞些“吸引眼球”的事情应当避免。

智库研究方法同样需要创新。智库报告不是政府部门的“公文材料”，也不是宣传部门的“宣传材料”，也不同于高校的“学术论文”，简明、平实、严谨、切近应是智库研究的基本文风。研究问题应该紧密围绕“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基本逻辑展开，切忌连“是什么”没有很好地搞清楚，就“药方满天飞”。如此难免大而无当、质量不高，无法让人信服。

智库产品有的在一定期间内不适合公开发表，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引起决策者或政府部门及时关注（如领导批示）不等于问题不重要，智库成果不能简单地通过舆论效应做评判。智库研究不同于一般专业技术研究，智库的研究有其特殊要求，如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预判和测度，这是专业技术性研究机构做的事情。但是基本了解和掌握原因后，如何构建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或行动方案，才是智库要做的事情，智库与专业研究的区别在于关键的“临门一脚”。

近年国内一些机构学习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麦甘“全球智库评比”做法，开始着手做国内智库评比。作为思想产品生产机构，智库成果绩效评价有其困难性。应该说，评比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评比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作用。如在实际工作中，不顾智库专业领域和具体工作要求，对于面向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需要高度复杂的智力产品做指标化、简单化评价，简单化地以“发声情况”、获得的“批示量”等去做评比，搞不好可能对处于刚起步时期的智库发展带来永久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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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才为核心的智库发展理念

最大限度地吸引、培养、激励、用好人才。对于以智力产品生产的智库来说，人是最为重要和宝贵的财富。据他人研究，智库产品的成本中，90%以上是人的智力成本。智库人才不同于一般专业技术人才，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又要有对世情、国情的充分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于现行体制和社会认知原因，目前中国智库发展对社会一流人才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偶尔也有智库人才流失问题。要把智库人才作为特殊专门人才类别来对待，增强智库研究人员的职业荣誉感，以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有竞争力的经济收入和良好的职业声望，吸引社会上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智库工作中来。

要推进国际、国内智库间同行间的交流，坚持专业主义的智库发展路线，着力提高个体研究人员的技能和领域内的专业水平，提倡通过大量的跨学科、跨领域协作提高研究质量，鼓励将新概念、新模式或新的思维方式引入政策研究和讨论，不断拓宽政策视野，提高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要建立智库人才专门的培养渠道和机制，抓紧制定智库人才培养规划。

智库“旋转门”是美国特定政治制度下两党竞选轮流执政形成的，中国没必要也不可能去照搬，但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智库内外人员流动机制。智库人员可以到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任职，有利于加快智库人才成长。特别是要建立智库与政府部门人员顺畅的流动机制，古人讲“谋者较尺寸，断者较毫厘”“谋者见一方至尽，断者会八方取中”。 智库和政府决策部门双方人员通过角色转换，能够切实体会不同身份所赋予的要求和所承担的职责，增强智库人员对政府决策服务需求的认知，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同时智库也为政府部门注入“新鲜血液”，使智库成为政府管理人才的重要“储备池”。

建立科学有效的体现思想品生产特点的智库内部激励机制，直接影响研究人员个体的研究选择和时间、精力投向。智库内部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激励和约束机制，首先要解决好研究人员业绩考核中“质”与“量”间合理折算关系，这本身就是一道不小的课题。此外，研究人员专业研究工作与一般公务工作间的关系，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合理分配比例关系等，都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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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类型齐全，功能完备的智库生态体系

走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智库发展路线，建设类型齐全、功能完备的智库生态体系。智库应该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从现代系统论角度，系统是由多样化元素、充分协同和动态演进来实现其功能的。从功能性要求出发，作为智库系统中的元素，每个智库以其自己明确的“生态位”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共生系统。这也是中国智库切实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具体地，以服务对象来分，可以分为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国家级智库，及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性（省或市）智库；从涉及领域和行业来分，可以有涉及战略、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安全等各方面智库；此外，还有偏学术型智库、偏媒体型智库，体制内智库、社会类智库等。由此划分，可清晰地看出，我国很多地方智库发展不足，比如政治类、生态类专业智库发展相对滞缓，社会类智库发展有许多问题需要破解。

智库以服务政府决策为目的，作为思想品的供给方与需求方，智库与政府间关系模式决定了其功能的发挥程度。目前要解决好连接机制、“身位”和服务内容问题。从与政府间的“身位”关系来说，鼓励发展政府与智库联系紧密、服务有效的“近身型”智库；也允许与政府关系稍显松散的“中远身型”智库，其相对独立性更强，思想品可能更具有参考和应用价值。从连接机制来说，可以研究建立政府部门与智库不定期的供需对接机制，一方面提高智库成果对现实决策的切近性。另一方面，对有些智库从自己的认识出发，自主选择跨政府部门或事关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可以及时通报政府，以便发挥参考咨询作用。

在智库服务内容上，智库建设要努力做强工具性，但在实践中要避免简单“工具化”，特别要澄清和处理好服务于政府决策和一般化服务政府业务工作的关系。智库应以自己的思想品和专业化知识服务于政府决策本身，而不应总是处理常规性、一般性甚或是日常性的工作。如果智库工作中研究与服务关系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到智库思想产品的质量，同样造成宝贵的人才和智力资源的浪费。

中国经济报告（ID：chinapolicyreview）